母亲的驼背

2019-05-07 阅读次数:1528    

王贵

    俗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吃水不忘挖井人。”人,只有到了自己当上了爸爸妈妈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身边渐渐衰老的父母,方能真正理解透父亲母亲这个神圣而又伟大称呼的深层内涵。

    父亲,母亲,两个普通词语,有千千万万文学爱好者写过,也有资深的大作家写过。还将有千千万万的儿女们续写下去。但真正能从父亲母亲两个词语去理解自己爸爸妈妈的人为数不多。

    我也算是个文学爱好者,但在文字创作中很少提过母亲。看到了别人写父母的文章,我心跳加快,脸颊发热,感到了一种对母亲那片情感的亏欠。其实我是在寻找一种有血痂文字,一种专门与母亲相般配的文字来表达儿子怀念母亲的真情实感。

    今年三月二十日是我母亲去世二十周年,每年只有“清明节”我去坟堆前烧些纸钱外,没有只言片语写给我的母亲。就是当年母亲重病卧床,我看着她那骨瘦如柴的身体,含泪写过一篇急就的文章,待文章刊出时,母亲的棺木尚未入土。今天我特意翻出了二十年前一张发黄了的“乌兰察布日报”,由梁衡老师主编的大青山专刊,上面刊登着我的散文--母亲,它的的题记是:贫瘠的土岗,枯瘦的胸膛,儿女吃米,自己吞糠。神圣的母亲,伟大的亲娘,你敞开博大胸怀,用干瘪的瘦乳把儿女喂养!

    凝视着墙上那张皱巴巴母亲的遗照,我不由得脑海浮现出了当年被贫困生活逼得无路可走的人。

    那时我刚满三岁,有了一点记忆。在青黄不接的五月,我的妹妹出生了。父亲唉声叹气地指着体态瘦小的孩子说:“看你就是个苦命圪蛋,你来的真不是时候!”是母亲体内少得可怜的奶水使幼弱的妹妹仰天常嚎,嚎干了眼泪,嚎哑了声带,嚎得母亲不住地擦泪。“端午”节前我家就揭不开锅了。妹妹那揪心的哭声穿透着左邻右舍婶子大娘们的耳膜。西隔壁的二大娘揣着一碗谷子面送过来说:“她婶儿,吞糠咽菜的日子大人能凑乎,吃奶孩子可不行,你得舍个脸面去队长家里求求情,向队里借点谷子,碾点小米熬粥喂喂孩子吧?好歹也是条生命呀?”母亲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平日里跟人打交道遇事不善于求人。母亲想着二大娘的话,听着孩子的哭声,又看看自己干瘪着的乳头,她含着眼泪去了三次队长家。等到的一句话是:“待生产班子研究一下吧!”第三次去了队长家,队长老婆开口了:“俺说老头子,你就借她家点儿粮食吧?这孩子没奶怪可怜得!”队长嗨了一声,无奈地说:“嫂子,不是我不借你粮,县上的工作组下了命令了,凡是‘五类分子’一律不准借粮,这是政治工作,我也没办法。”我的母亲既不是地主成份,也不是富农成份,只是我姥爷入过“一贯道”坏道门,定为“五类分子”的成份,却连累到了自己已出嫁的女儿身上。无奈的母亲当场跪在了队长家地上,央求队长救救孩子的小命吧!但她的一跪也没能借回几斤谷子来。

    母亲不是韩信,她受得屈辱远甚于胯下。无奈的母亲含泪走出了队长的家门,选择了投井自死,一了百了。幸亏被野外拾粪大爷发现的及时,挽救回了母亲的一条苦命。我父母在村里人缘好,出了这事后,东家一碗米,西家一碗面地都来接济着我家没奶的孩子。自那以后,母亲常常在晚饭后的第一件事和父亲争抽旱烟袋,她说:麻烦的时候抽一锅烟觉得心里好受一些。母亲临终时,我特意从集市地摊上买了一杆铜锅、黑杆、玉嘴儿的烟袋装进了棺木,满足死去的母亲。

    我一直认为,母亲好像是上辈子欠着我们什么,这辈子是来还债的一样。我眼中的母亲算得上是真正的苦命人!她一辈子没吃过肉“天忌荤”,没坐过汽车,没见过楼房,连县城都没进过,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山沟里度过了七十九个春秋。母亲是解放初期嫁到了我父亲身边,在极度贫困的六十年代初,她膝下抚养着两儿两女。繁重的劳动早早地把她挺拔的身躯累成了“?”号,四十出头的年纪,满嘴的牙齿相继“下了岗”,她终年披头散发,面黄饥瘦。一条黑色老式布裤子在她身上不分春夏秋冬,裤口磨出了毛边,膝盖磨出破洞,补着两块颜色不同的灰补丁。一双家做布鞋尖上让脚趾头顶出了大窟窿,露出的袜子也是同样的窟窿。她起早贪黑,辛勤劳动,把一生的心血全部抚儿育女、敬老携幼。

    母亲是个受尽了苦难的人。她出生在封建的旧社会。一生下来,七尺半白洋布和她幼嫩的双脚结下了恩怨,刚满两周岁,姥姥就含着眼泪把女儿的十个脚趾头弯筋折骨地禁锢在布牢里,钻心的疼痛让孩子长夜难眠,母女俩紧紧抱在一起,擦着流不尽的眼泪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我小时候听母亲说,她九岁时就赶上了“战乱”,逃日寇,跑土匪。男人们穿件好皮袄也得毛朝外,女人们出门时掏点锅底黑擦在脸上。每天过着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日子。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姥爷带着一家人躲到山洞里吃饭,在龙王庙里睡觉,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日寇侵占了山西,一天深夜,鬼子兵在村里抓青壮年去修炮楼。男人们东躲西藏,就连躲藏在地窖里的姥爷也难逃魔掌,被鬼子五花大绑押到了兵营。听工友说,我姥爷在鬼子明晃晃刺刀威逼下,扛着一百斤的水泥袋上高梯,左脚踩空,摔了下来,腰椎断裂。家里人听工友们捎信回来说:受了伤的民工,日本人拒绝治疗,只能在兵营等死。我姥爷的兄妹们急凑了二十块大洋送给了伪保长,才把人接回来。家里拿不出钱给姥爷求医问药,剧烈的疼痛使姥爷实在熬不过去,乘着家人的疏忽,姥爷偷偷喝下了半把砒霜离开了人世。姥爷的屈死使整个家庭支离破碎,姥姥无力撑起老小九口人之家的生活,她是咬着牙含着眼泪把我母亲卖到了城里一家纺线厂当童工。厂老板心狠手辣,他经常打骂和虐待童工,还克扣工钱 。一个十几岁的小脚女孩天不亮就得起床,提水、烧火、打扫卫生,还得给老板娘倒尿盆。“三九天”上井提水,从暴冰高筑的井台上滑下来,碰得鼻青脸肿,老板娘也不同情,稍有过错,棍棒相加。那年我母亲刚满十四岁,实在忍受不了黑心老板的折磨,在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晚上,趁着老板娘出去看红火之际,她只身逃出了虎口,日夜兼程,真有点像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华一样。饿急了,去偷吃人家房檐下吊着的山药皮、萝卜头。当她迷失了方向,像白毛女一样在深山沟里转悠着的时候,山西吕梁山抗日根据地的妇救会长在执行任务时发现并搭救了她。从此她就和阿姨们一块行军打仗,一块护理伤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鬼子投降了。解放区的人民重见光明,我母亲已是十八岁的年龄,从黄毛丫头出脱成大姑娘。经农会主任介绍作媒与当时在县大队当民兵的我父亲定了婚。一九四九年底,我父母第一批领取了新中国人民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

    母亲嫁到了父亲身边,争争吵吵一辈子都没有和解。用一句不恰当的比喻,她俩的结合就像不同槽的毛驴拴在一起,互相咬踢,骂骂咧咧,有时还大打出手。但我终生不得其解的是,他俩仍然相依为命度过了六十一个春秋。

    我在姊妹当中为老三,出身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个年代。呱呱落地就躺在父亲从地埂畔扫回来的夹着牛羊粪沫和野草籽的浮土上,一出生就由沃土滋养着。记事起,我的家是老和尚留下的两间脱皮掉渣的寒窑洞,窑壁被烟熏气打得又黑又油。“数九天”四壁冻得像天上的繁星一样,闪闪发光。下雪天,我没有棉裤,就和妹妹盘坐在炕头一角,四脚相触,腿上包裹着一件没了袖子的破皮袄,煎熬着冰天雪地北风呼啸的寒冬。

    记忆中的那个时候是大集体的经营模式,是以工分分配口粮的年代。我一家六口人的口粮全靠母亲和大哥两个整劳力挣工分。父亲是在解放石家庄时腿上中弹,干不了重活儿,在生产队里喂牲畜,只能挣到半劳力的工分。没法子,姐姐十一岁时就放弃了上学的机会,给队里放猪,也挣得是半劳力的工分。他们早出晚归日复一日地劳动,到了秋天一决算,我们家还是冲不出欠款户的行列。队里给社员们分口粮的时候,父亲夹着一条毛口袋站在粮库一角,盼望着队长施善心。

    为了多挣工分养家糊口,母亲虽然脚小,但干活像男人一样,挥动镐头修渠,架起扁担挑河,不管风吹雨打,头疼脑热,她从不舍得歇工。

    “文革”开始的那年,社员们停工停产,今天“批判会”,明天“辩论会”,地里的庄稼无人过问。“头伏”的连阴雨一连下了七八天,麦田里的草和麦子齐头并进地疯长。生产队长采取包工包片的方式锄草间苗。为多挣工分,母亲一个人承揽了八亩麦田除草任务。她天朦朦亮就走进了麦田,头巾里包着两个窝窝头,一壶凉水就是她的中午饭。麦田里的蚊虫,蝗蜂无情地向她扑来,给她身上留下了无数块肿包,汗水浸透了的头发遮住了脸面,她也顾不上捋一下,争分夺秒地完成着工分定额。家里的我年龄虽小也有责任在身,我把两岁的妹妹用布条拴在窗户上,然后去院里看守着下蛋的老母鸡,生怕它把蛋下到别人家里。

    黄昏麻糊不清的时候,我和妹妹两张小脸紧贴在窗户上,用手指沾着唾液在窗户纸上捅个洞,眼睛向外盼望着。妹妹嘴里不断地念叨:“妈妈做甚去了?还不回来?我饿了!哦……我怕她哭就哄着她说:“那不是,妈妈回来了?”当看见疲惫不堪的母亲迈着畸形步子走进院子里,我俩就像饥饿的小鸡一样欢快地围住了妈妈。母亲赶紧撩起衣襟,从衣兜里掏出了“苜根根”、“甜苣菜”——一种可生吃的野菜分给我俩,看着我们又欢喜又兴奋的样子,母亲的嘴角流露出一丝丝的苦笑。

    疲惫不堪的母亲走到水缸前,咕咚咕咚喝下半瓢凉水后就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喘着粗气。看见母亲那劳累的样子,我就轻轻走到了母亲的身后,翻起了她上衣的领口,轻手给她挠着发疯生长着的热扉子,汗水浸透了的单衣紧紧粘在她红紫色的皮肤上,我边挠边流着心痛的眼泪。这时的母亲双眼迷着,打起了瞌睡。妹妹好像还不懂母亲的辛苦,哭着喊着的叫饿声把母亲猛地惊醒,她哆嗦了一下,吸回了嘴角的唾液,扶着门框站起来。端起身边的洗菜盆搓洗完几个山药蛋后,挖出两碗玉米面,在温水里撒上几颗糖精倒进面里,用筷子搅来搅去,双手合掌拍成锅贴子,捂在冒着热气的饭锅边缘,盖下锅盖,让我烧火。她自己提着泔水桶走到鸡窝、猪栅栏边,急促的叫声从酸臭的猪圈门传出来,显然是小猪、小鸡们都饿急了。母亲把猪食倒进了槽里,爬在栅栏上看着哄抢着的猪鸡们身子在天天长大变粗,脸上露出了微笑。

    在那个“工分挂帅”的年代里,多挣工分是社员们眼里的生命线。挣不回工分,队里就不给分口粮,一家人就得歇牙帮。一年里,春节只给妇女们放三天假。别人家的女人聚在温暖的炕头上“二饼八万贯”地享受着难得的节假日。我母亲早晨起来背起粪筐走街串巷捡猪狗粪,在自己家门口堆起了一堆堆上等的好肥料,待开春后交到生产队里划工分。父亲说:母亲每年的积肥工分可顶得上个半劳力。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身上总有一股勤快劲儿。平日里,队里收了工,母亲不是急着往家走,而是跪在地里用疤痕累累的双手把谷茬、麦根柴装满粪筐背回来烧火做饭。母亲像只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地储存着生活中的必需。

    俗话说:“八月秋忙,秀女下床。”大面积的庄稼已成熟,生产队要组织社员们抢收庄稼叫“放黄田”,要停止一切其它生产项目。队长开会说:“八月秋忙,虎口夺粮,王八打狗,一齐下手。”为了延长抢收时间,队里要送饭到地头。主食一般是全麦面馒头,带皮的黄米糕,副食是圆白菜烩土豆,但放入不少的猪油,吃起来牙缝里流油。

    中午,送饭的牛车停在地头,久违了的猪大油烩白菜香味从胶皮桶里漫出来,敏感着肌肠辘辘的黑大汉们的鼻孔。社员们排成一条长队,两眼盯着笼屉里的黑馒头,唾涎欲滴。大盆,小碗,陶瓷缸叮叮咣咣地碰撞着。队长跨在车辕口,每人一棒黑馒头,两勺大烩菜地分配着,嘴里喊着:“大家都别挤,都有份儿!”

    我的母亲把分到手的馒头用褪色的头巾包起来,走到了父亲跟前,两人吃一份儿,明知吃不饱也不舍得再吃。半饱的肚子要干完一整天的农活儿。

    黄昏时分,母亲夹着头巾疲惫地走进了家门,她打开头巾,把黑馒头用刀切成片状,我和姐妹三人抢吃起来,全麦面的黑馒头算不上美味佳肴,但在那个糠菜半年粮的年代里,黑馒头也是可望而不及的美食。我们三人腮帮鼓凸,两眼圆睁,狼吞虎咽的吃相,留下了至今让人啼笑皆非的话题。

    贫穷的生活是艰辛的,让人穷则思变。夏日里,我母亲每日下地劳动必须多带一件工具,那就是菜筐。内蒙古大地里生长着一种能人畜共食的野菜叫“甜苣”,叶子扁长,奶汁丰富,味微苦,有着清凉祛火的特殊功效。在六十年代初,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了自然灾害,在那糠菜半年粮的岁月里,“甜苣”的功劳不可低估,多少农民是靠吞咽“甜苣”菜度过了困难时期的。夏日里,为了劳动挖菜两不误,母亲是东方刚露出了鱼肚白就下地去了,待社员们上工前,她一大筐甜苣菜已挖好了。晚上一家人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捡菜,好的留着人吃,剩下的喂猪。母亲常常喃喃低语地教诲着我们:“人勤地生宝,人懒地生草,勤劳才是庄稼人的本分!”

    母亲体格虽然瘦小,但能抗病的毅力大的惊人。由于过度的劳累,五十岁出头的年龄,她体质也越来越差。有一次,母亲在喂猪的时候突然晕倒在猪圈门口,送到乡医院才发现在她的腰肌和后颈部,分别长着两个像鸡蛋大小的脓包。医生用吃惊地眼光盯着我问:“你没有发现你妈身上的脓包?上了年纪的人患上这个病可不是个好症兆!”我懵了,我也没听我妈提起过她身上有不舒服的事呀?我想起了民俗中有句话说:腰焗,搭背,砍头纹,四十五天骨朝坟!人们常说,脓包疼起来让人生不如死。我急了,忙问医生咋办呀?医生唉了一声,马上安排了输液。等母亲清醒过来,我埋怨着她:“您得了这么大病,咋就不吱声呢?您是在耍笑自己的性命,知道吗?”母亲微微一笑说:“人身上长痂子挺正常的,你姥姥那一年身上先后长了四个痂子,摸点烟锅油一出脓,几天都好了!”她的话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哭笑不得。

    母亲的脊背是丰收的场院,她驼出了农家肥料,驼回了五谷杂粮。弯曲的驼背支撑着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几十年来,她积下的一粒米,省下的一分钱都为把儿女抚养成人,而她的驼背却一天天干瘪下去。在她的眼里,儿女们能健康成长是她最大的愿望和自豪!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家结束了贫穷与饥饿的生活。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家盖起了三间新房,修建了水泥台阶。一天,母亲出门在台阶上摔了一跤,经医生确诊为脑血管儿破裂,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

    妈妈呀妈妈!你带着放不下儿女们的心离开了人世,入棺时,你的两只手还紧紧攥着拳头。你两眼一闭,再也不用忙碌了。你忙碌了一辈子很少睡个歇心觉,这下好了,老天爷安排了你能睡个够。我无法忍受母亲离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悲痛,爬在棺木上大声哭喊着:苦命的妈妈呀!你为儿女们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如今生活好过了,儿女们也成人了,你该享福了!黄泉路上你比谁都走得快?你让儿女们今后的心里话向谁诉说……

    人人都有个亲你爱你、抚养你成长的妈妈。其实,在茫茫人海中,最贫穷的人是自己的母亲。她为了儿女们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含辛茹苦地操劳了一辈子,瞑目的时候没有带走一分钱的财富,两手一摊,一无所有。闭眼时还难与所有的儿女们说上一句话,就离开了所有人。独自在深邃高远的蓝天下,静静地躺在自己亲手耕耘了一辈子的黄土地里,四野里的麻雀、蝴蝶、布谷鸟与她聊天作伴儿,解除她的孤独。

    生命如灯,油干灯灭。母亲的生命之灯虽然熄灭,但她驼背上的劳动精神永远在儿女们心中闪光耀眼。我觉着,活着的人,都应该继承和发扬父母亲身上特有的那种勤劳、善良、包容、厚德的优良传统,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这才是对父母亲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