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的灵魂

2014-05-02 阅读次数:4151    

天镇八中  候全胜

    那年的整个冬天,西伯利亚寒流频频光顾,使得天气异常寒冷。父亲的哮喘病又犯了,整天卧病在床,不停地咳和喘,大团的沫子痰,不断地吐到床边的罐头瓶里。前几年也的过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觉得怎样,总想着这一次也能抗过去,没想到临近旧历年底,父亲的病情加重了,除夕早晨,电话响了,我听到弟弟说,父亲的情况不大好,让我赶紧过来,我心里嘎登一下,慌忙穿上衣服走出家门。

    父母的住处离我家不远。我从小巷往外走,巷子里响着我奇怪的脚步声,好像这脚步声不是我的。走到大路上,空气冰冷,惨白的太阳照着马路,大街上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我的脑子也是空的,冥冥之中期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能恢复正常,让我们能平平安安再过一个团圆年。

    我走进父母住的小院,弟弟急匆匆的迎出来,惊惶使得他脸色发白,说话声都在打颤。走进屋子时,我看见父亲躺在床上,脸色灰白,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气喘的越发厉害,瘦骨嶙峋的胸膛在剧烈的起伏,眼睛罩上一层灰,看人已不真切。外地的大哥和姐姐围在周围,房间里异常混乱,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急晕了。父亲的鼻子上罩着呼吸器,两根氧气管子插进鼻孔,所有的人都沉没在恶梦般的海底。我说不出自己的感觉,扑过去使劲地喊着父亲。

    父亲用浑浊的眼使劲地盯着我,一只大手无力地指着地上的氧气瓶,摇着头说:“唉,你们看,这科学也不顶用。”他不停地喘,手上和脚上同时扎着两处吊针,几种液体同时流向他衰弱的身体。他用着全部力量与病痛抗争,一会儿坐起,一会儿又要躺下,呼吸急促而又艰难,他留恋着这个世间,呼唤着家里每个人的名字,嘱托着含混不清的话语,他想说很多话,可是又没有力气,他用全部的力量与死神做着最后的抗争。

    2009年1月20日黎明,父亲最后挣扎了几下,在儿女们一片哭喊声中,走了!穿上寿衣之后,我们和他作最后的告别。这时外面已是晨光熹微,但家里的厚窗帘挡住了天空,昏黄的电灯照着父亲的遗体,他脸上很光滑很安详,看上去就像睡着了,睡的很安稳,蜷着的身体舒展开了,恢复了他一米八五的大个子。我们跪着和他告别,但他是听不到了,他摆脱了病痛的折磨,终于走了。他不愿见的死神把他带走了。

以后的几天,天气异常晴朗,也不刮风了,别人都在欢乐的气氛里过着春节,我却像突然之间被抛到另一个世界,悲伤和痛苦笼罩着我,我永远不能再看见慈爱的父亲了。

    父亲生于1920年,属猴,属得其所,父亲一辈子是一个急脾气,办事风风火火,丢三落四。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当了八路军的村长,为部队筹集粮食,组织民夫运送物资,还为八路军在村里安置伤员养伤。为了保护村民,日本人和国民党来了,他也要去应付,因此文革中有些人就揭发他有历史问题,是叛徒反革命。他强力争辩,但口说无凭,党证和任命书都找不到了。为此我陪他去了一趟天镇城,那一次远行让我很贴近的了解到他的过去,感觉到他为信仰所做的事。

天镇县城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小镇,我们步行在小街上寻找他要找的人和地方,我看到路边一栋房子,已经很旧了,他兴奋的喊,就是它!就在这里,这就是当年八路军的县委呀!我们走进去向住户解释来意,父亲却顾不上和主人打招呼,他沉浸在激动和恍惚之中,我们看到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这是一间普通的住房,摆着床和桌椅,然而他的眼光活起来了,他喃喃的自言自语:“对啊!这是县委雷书记坐过的椅子,就在这屋子里,他领着我们在党旗下宣誓,还给我们颁发任命书。雷书记样子很古怪,穿着长袍马褂,戴一副大眼镜,像个教书先生,一见面就笑着握手,总要亲口说出每个干部的名字。”

    屋里十分安静,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父亲熟悉的味道。他不止一次走进这间屋子,开会、运送公粮、护送干部、传递文件,他做着自己该完成的事,同时有一种信仰,一点一点地渗透到他的身体里面。

    走出屋子,经过小院,进了里面又一间大屋子。父亲指着说:这就是当年护送王班长他们四个伤员和他们住过的屋子。当年八路军有四个重伤员交给父亲救护,父亲把伤员接回家放到家里的地窖里,母亲端茶送饭,端屎端尿,伺候了一年多,伤好后父亲又亲自把他们送回来,他说这间屋子就是他和伤员一起吃饭住过的地方。“我最怕吃饭,他们总让我和伤员吃小灶,我老在吃饭时发脾气,骂厨子,那几个伤员就又骂我,说这还不是吃你们家的东西嘛?凶个啥?那时陈县长偶尔经过对我说,你不是什么阔地主,却拿出一万元捐给组织,太贵重了,能买多少吃的。”父亲说那时他特别想看到陈县长,在他年轻人的眼睛里,觉得她长得很美,也很亲切,他还记得在胡同口经常看到逃难的农民,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孩子,孩子哭的很凄惨。

    这是我陪父亲到城里找组织时看到旧县委的大致情景。我们这一行毫无收获,旧领导都失去了联系,新任的领导忙着搞运动,没人待见一位农民找什么组织证明身份,何况真正的共产党领导还关在牛棚里呢,我们只好失望而归。父亲是一个出生于旧中国的农民,因为读了不少书,知道的比别人多,因而就感到有一些压抑,不满足过那种一成不变的旧农民的日子,他想逃脱命运,他想有所作为,他认识了八路军六区的谭回亮区长,他被介绍入了党,他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生活之中,甘愿为共产党奋斗一生,他成了一名八路军村长,一名地下党,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与那股旧势力作彻底的斗争,为此,他将自己的家业献了出来,他从此有了不同于普通农民的全新生活。

    革命成功了,许多同志都当了区长,县长,而父亲名义上当了几天副区长,却一直是一个农民,他心甘情愿的呆在农村,不图别的什么。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打倒被揪斗,被扣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我在学校里成了人人欺负的人,有时被赶出教室一坐就是一天。

有一段时间,父亲被勒令每天到马路上扫大街,给人家倒尿盆,还被拉到学校里批斗,有的小孩用石头砸他,喊口号、挥拳头要打倒他!父亲是个直性子,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一个思想家,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坏人,是不是偏离了党,他每天晚上睡不着,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语录,不断的反思自己的错误,思想充满了矛盾,他觉得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绝望和恐惧把他击倒了。有一天他半夜跑到大街上,走到村后的沟里,难以支撑的痛苦使他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他受不了整天的批斗,更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不可饶恕的罪过,要不是母亲跟在后面将他拉回来,父亲那天就不想活了,他把祖先的产业丢了,又被党抛弃了,他无法面对自己,面对生活。母亲怕他出意外,寸步不离的跟着他,我很难想象那一阶段的日子,父亲是怎样度过的。

    父亲活的太痛苦,家被抄了,孩子们被赶到一间破铁匠房了,吃的被抢了,全家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也没有抱怨过党和社会,父亲也许始终有所期待。他渐渐地坦然了,强重的体力劳动始终没了有压弯他高大的身躯。他终于等到了,1978年他摘掉了坏分子的帽子,成了一个与别人平等的人,常年低着的头颅终于可以抬起来,没有人再欺负他,他脸上挂着笑容。他十分罕见的领着我逛了趟县城,一边游玩一边去县政府档案馆,查到了他当年八路军的村长和副区长任命书,时任地委书记的谭回亮也写了证明信,为父亲奔走,恢复了党籍,他成为了全乡党龄最长的老党员。父亲十分高兴,第一次参加支部会议的那天,他洗干净脸,刮干净胡子,穿上那身平时老舍不得穿的新衣服,早早的从家里走了。支部为他重新举行了入党仪式,父亲在庄严的党旗下,激动的哭了很久。

    年逾六旬的父亲重新获得了新生,他每天早起晚睡,在村里的山沟田野转悠,为家乡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他还担任了村党支部宣传委员,主抓精神文明建设,自编自导了许多小戏曲,成为全乡春节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许多濒临失传的古典戏曲被整理出来,重新展现于舞台。父亲记忆力超强,脑子里装了几十部戏。那几年村里过年红火极了,处处欢歌笑语。

    那些年我回到家乡,总见父亲不停的忙着他对我说,他要追回已逝的时间,随遇而安浪费时光,这是最可悲的,只有暮年猛追一阵,才能追回已逝的时间。父亲骨子里是一个太真诚的人,他心里的快活就像地下的泉水一样抑制不住的冒出来,当然他晚年的快活也是我们儿女最大的安慰。

    2009年元月27日,是父亲安葬的日子。那天天气出奇的好,碧空如洗,阳光灿烂。按照父亲的遗愿,我们把他的党证放到灵柩里,丧事一律从简,没有叫阴阳鼓匠,父亲说,他一生为乡亲们做的很少,死了不想惊动村里人,让他安安静静入土最好,省下的钱儿女们若有心,替他关照一下村里的孤寡老人。父亲年轻时帮助了很多贫苦人,救活了好几个叫花子,临终都不忘让我们积德行善,替党分忧。生前的一些老友抬着一具薄薄的棺木,缓缓的走向一片干沙地,没有一丝风,中午的太阳照的人身上暖暖的,简直像春天,后来弟弟指给我们看,在蓝天的映衬下,头顶上飘着一朵洁白的云,那一定是父亲,他在天上看着我们。等春天来临时,草长出来,花开出来,他就化作雨飘落下来,融入大地的那些生命里面。弟弟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

    我想父亲不愿离开这个世界,他想好好看看村民过着的幸福生活,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每天的变化。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他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如今他终于放下一切回到另一个世界。

    夜深了,我打开灯,看着亲爱的父亲的照片,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想,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就像故乡山沟里的石头,是信仰赋予了他灵魂,使他有了与别人不同的人生,与几辈辈农民不同的生活。这有灵魂的石头,也是为人凿,为人磨,为时间磨下去的。在磨砺中灵魂必定有了它应有的份量。我想我已领悟了他的遗嘱:不论何时你们都要记住,你们的父亲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人可以穷,可以富,但不能没有信仰和追求;可以苦可以乐,但要对得起高天厚土,流金岁月。

    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