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大体》

2015-11-13 阅读次数:5668    


    【原文】

    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故曰:利莫长乎简,福莫久于安。使匠石以千岁之寿,操钩,视规矩,举绳墨,而正太山;使贲、育带干将而齐万民;虽尽力于巧,极盛于寿,太山不正,民不能齐。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不使贲、育尽威以伤万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离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译文】

    古代顾全大局的人:能够瞭望天地来了解它们的变化规律,观察长江大海来摸索它们的流动情况,顺应和凭借山谷的高低、日月的光照、四季的运行、云层的分布、风向的变动;不让聪明才智来拖累自己的脑子,不让私利来拖累自己的身体;把国家的安定和混乱寄托在法术上,把对事情的肯定和否定寄托在赏罚上,把物体的轻重托付在秤锤秤杆上;不违背自然的规律,不伤害人的本性;不吹毛求疵,不打破沙锅问到底;严格地按照法律准绳办事,就像木工按照墨线砍削木材那样,既不把墨线任意拉到外面,也不把墨线任意推到里面;对法令规定之外的事情不去严加管束,对法令规定之内的事情决不怠慢马虎;遵守着既定不变的法则,顺应和凭借着客观的自然界;灾祸与幸福取决于是否遵守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国家的法令制度,而不取决于君主主观的喜爱和厌恶;招致光荣和耻辱的责任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所以大治之世,法令制度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滋润,纯洁质朴而不杂乱,人们心里没有郁积的怨恨,嘴里没有气愤的争吵。所以,战车军马不在遥远的道路上劳累拖垮,战旗不在辽阔的沼泽中纵横交错,百姓不因外敌侵犯而丧失生命,英雄勇士不夭折在战旗之下;豪杰不把名字记录在图书上,不把功绩铭刻在盘盂上,以至记录每年大事的史册都空着没有什么可记。所以说:没有什么比政治的简朴更能取得长远的利益,没有什么比社会的安定更能使幸福长久。让技术高超的工匠凭借活一千岁的寿命,带上画曲线、量弧度的弯钩,按照圆规角尺所画的标准,拿起墨线,去校正泰山;让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带着干将那样的锋利宝剑去整治百姓。即使他们在技巧上花尽了力气,又特别长寿,但是泰山还是不能被校正,百姓还是不能被治理好。所以说:古代统治天下的人,不让匠石那样的能工巧匠用尽技巧去破坏泰山的形体,不让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使尽威武去伤害百姓的本性,而是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顾全国家的法令制度,所以君子享受安乐而巨奸停止作恶;淡泊清静,顺应大自然的安排,把握住事物的整体和关键。所以,使人们没有违反法律的罪过,使鱼儿没有脱离河水的灾祸。像这样,所以在天底下很少有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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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给我们描绘了“至安之世”的美好图景。在那样的社会里“法”纯朴不散 ;既没有战争、祸乱,也无须杀敌立功,政治简朴,社会安定;人人有利,个个幸福,“心无结怨,口无烦言”。这便是韩非法治社会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韩非的最高政治理想。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想,但无疑反映了人们对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

    这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当然是韩非高屋建瓴的哲学思想。他着眼于“大体”来考虑问题的思想方法首先值得我们借鉴。治理社会如此,立身处世其实也应该这样,只有从全局出发,把握了大目标,抓住了关键的机遇,才能铸就人生的辉煌。

    当然,阅读此文,还应该深刻理解韩非所说的“道”。韩非所说的“道”,取自老子的“道”而又不同于老子的“道”。老子所说的道,是一种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假想实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他宣扬道,是主张一切听凭自然,让社会自然地发展,反对人们对社会的强行干涉。而韩非所说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他认为,道作为整个宇宙发展的客观规律,支配着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万事万物,它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就是指导各种社会活动的“法”。因此,韩非借用了老子的“道”这一玄虚的哲学概念,注入了他的唯物论观点。他虽然与老子一样主张“守成理,因自然”,但老子“因自然”而反对法治,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韩非则“因自然”而主张法治,力倡“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他的法是顺应着人性来制定的,只起规范的作用。这样的法,“不逆天理,不伤情性”,当然是“因自然”的了。韩非的说法,虽然不讲法阶级压迫的实质,却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其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源自老子。

    当然,从政治学层面来说,韩非的法治思想大部分源自商鞅,但韩非又很好地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所以他的法治思想与商鞅相比,有着不同的学术风貌:商鞅尚法不重术,韩非则主张法、术、势兼治;商鞅主要研讨法治实践,而韩非则在研讨法治实践的同时,又把它提到哲学的高度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并进一步阐述了法家的政治理想。韩非主张法、术、势兼治,无疑是集法家各派之大成而超越了商鞅;而他重视哲理研讨,并重视对法家政治理想的构拟,则更是过去的法家所欠缺的,它无疑大大丰富了法家的理论宝库。韩非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哲学理论以及美好的政治理想,是因为他除了集法家大成之外,又扬弃了老子的学说。这种兼收并蓄的精神,是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具备的基本素质,值得我们学习。

    韩非反对人治而强调法治的思想,很值得重视。不过,虽然韩非主张“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但我国历代统治者却往往凭自己的爱恶发号施令,或者说,搞人治而不搞法治。这不但导致了政治局面的纷乱与不稳定,即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且使中国人的精力都消耗在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之中,结果不但使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缓慢,而且使人们的法制观念十分淡漠。因此,要振兴中华,必须消除人治的局面而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依法办事,使社会安定、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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