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 故土

2020-08-05 阅读次数:461    

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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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八年光阴,弹指一挥间,怕是真的要老了,如烟的往事常常在脑际浮现,挥之不去。

    我的童年是跟奶奶在老家渡过的,那是位于晋北的一个叫“艾蒿梁”的小山村,真的很小,就几户人家,散落在沟里峁上,且互相沾亲带故,生活平静、安详。按说村子离县城不过十来里地,但是路不好走,据说当年日本人扫荡都走到离村一二里的地方了也没有见到村子的影子,只好返了回去。

    小时候不觉得,现在看来“艾蒿梁”这地名倒也蛮文化的。艾、蒿都属香草,想想看,满梁长着香草的情景,是不是很有诗情画意?村南的一座黄土坡叫“二十亩梁”,坡顶上有一棵老榆树,树上常年蹲着一只巨大的老鹰,因为周边十几里只有这么一棵树,所以乡亲们将其奉为神灵,低处的树枝上结满了乞灵的红布条。

    村东是一条深沟,沟里有一座狐仙庙,据说是有求必应,每当大年时节,也不知道是谁算出喜神的方位,全村人都要带着供品,擂着铜器,汇集到沟边,行叩拜之礼,迎接喜神。

    那是一个生物和谐相处的地方,当你在清晨听到“嘎嘎”的声音,顺声望去,不远处的山地里,能看到一大群石鸡在一起朝北奔走,数量绝不会少于一百只。

    每年春天,燕子又飞回来,将屋檐下的老巢修整后安居下来。老人们认出,还是从前那一窝。

    院墙只剩下不到半人高的一截,墙边的小树上常常是落满了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人从树边走过,相安无事。

    曲曲弯弯的羊肠山道旁,长着低矮的沙蒿草,当有人走近时会从里面突然蹦出一群黄褐色的小蛙,只有半个指甲盖那么大,但结构什么也不少,着实迷你袖珍。

    登上南山坡,抬头望望,真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那色彩纯的可以用钴蓝直接画。庄户人家做饭都是用高粱秆烧灶火,伴着呼塌呼塌的风箱声,空气中会迷漫着一股柴禾和食物混合的香味。我最爱吃的是“挠丝圪蛋”——一种细土豆丝和高粱面团成的食品,拌些现腌菜,滴点儿胡麻油,那味道和口感绝不输于“巨无霸”。

    每当听到母鸡涨红了脸,“咯咯大,咯咯大”地叫,你爬上它的下蛋窝,摸出一颗热乎乎的红壳蛋,那种收获的感觉真令人兴奋。不过那蛋一般是不允许吃的,那是庄户人家的零用钱。攒够了一篮子,约上两个小伙伴,走两三里的山路,到设有借销社的邻村去换煤油。当然顺便用一两颗鸡蛋换一小把洋糖的把戏是常有的事,大人们心知肚明,却也默许了。爷爷说这叫“驴吃了顺道儿的田,女婿短下外父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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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给小山村镀上一层金黄色,放羊汉会准时把羊群赶回村子,这是村子里最热闹的时刻。背上用各种不同颜色涂了记号的老羊会毫无差错地找到自家的羊圈。等待了一天盼望吃奶的小羊,急切地将头伸出木栅,母羊迫不急待地奔向它的宝宝。小羊奶声奶气的高音与老羊浑厚的中音交织成动人的交响曲。

    夜幕降临了,山村安静了,一家人盘腿围坐在炕上吃晚饭,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木盘,里面的小盘里是些干咸菜和现腌菜,品种不多,刀法不同而已。大木盘一边是一只大红瓦盆,里面盛满了新小米、红莲豆和山药蛋熬成的稀粥,奶奶用大铜勺分盛在各人碗里。主食通常是蒸南瓜、蒸土豆、蒸挠丝圪蛋。如遇年节,会增加几个用白面和黄米面叠加成的“金裹银”。

    村里人没用过电灯,吃晚饭时,大木盘的另一边点一盏煤油灯,是祖上传下来的那种黄铜灯盘、红木架子的样子。灯盘被奶奶擦得油亮亮的,而灯芯却不长,这是为了省点儿煤油。后来我读到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中“羊油油点灯半个炕炕明”、“烂大皮袄伙盖上”的动人句子,便断定他一定是有这种生活体验的。

    虽说没有电灯,而山村的夜色却并不黑暗。空气清新,繁星在夜空中闪烁,月亮似乎离你并不远,每当满月之时,山村的夜色更是明亮如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的环境造就了如同“桃花源”里的人。村里的人语言质朴无华,却时常带出些用古汉语中的词造句的经典。曾有人专门收集整理了这些特色语言,完成了一篇有关方言的学术论文发表于重要的学术期刊。

    村里没有井,更谈不上自来水,吃水要到两里之外的山脚下的泉眼去挑。山路上上下下十分难走。然而,子女不在身边的爷爷奶奶,却从不会为用水发愁。每天早晨,说不定是哪个叔叔大爷会将辛苦挑回来的第一担水,倒进老人的水缸。

    这地方十年九旱,基本靠天吃饭。种上高粱、土豆收成还行,如换成小麦,亩产大约百八十斤。那时候村子叫小队,小队长是本家的一个叔叔。每当村里收了点细粮,他必是力主以人分而不是以工分。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家没有劳动力,如果以工分,自然就没有了我家的份儿。而且分粮的时候,他亲自掌秤,是那种长长的杆儿秤,轮到我家时,他总是狠狠地深撮一把,象征性地拨一拨秤砣,然后大声说“正好”,就快速地倒进我的口袋。其实在场的人谁也清楚这一秤明显是给多了,但是都心照不宣,只是用宽容的眼睛看看我看看他,表示对没有劳力家庭的关照吧。

    爷爷的堂屋比较大,所以小队的公粮常常用席子围成囤子,存放在屋里。粮食的表面用木制的印板压上几个印子,乡亲们尽管放心,那粮食存上一年也绝不会缺斤短两。

    历史上形容唐代开元盛世常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言其富足,而老家实在谈不上富足,甚至可以说是典型的贫穷,然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却是真的。

    村里人出门没有锁门的习惯,偶然走亲戚出远门用古式的插锁锁上门,那钥匙也是大大方方地放在门楣上的。如果山道上有一堆牛粪,只要有人先用鞋底子擦了一个圈围住了,肯定不会有另外的人去拾。

    人与人相处,也是极有分寸的,哪一家如果杀羊,头蹄下水当场煮好,分赠所有在场的观者分享。然而要买羊肉,那价钱斤两却都要算得清清楚楚。有个小孩干农活儿时受了外伤,流血不止,光棍二娃儿当场毫不犹豫撕下自己的衣襟为小孩包扎。不过当他把小孩送回家后,却又理直气壮地让小孩的家长赔他的衣服。

    书记老贵成是村里唯一的党员,他每月要向上级组织交三毛钱的党费,这恐怕是他为党做的唯一的贡献。我长大后回村的路上碰到过他一次,见他衣衫褴褛,左手提个罐子,右手拄根长树枝。满脸的沟壑记录着他生活的艰辛,已完全看不出当年书记的影子。而他竟能在几十年后一眼认出我,并不假思索地叫出我的小名儿。攀谈中得知他妻离子散,独自一人以要饭为生。

    我的表大爷是个木匠,算是村里唯一靠耍手艺过活的人,成年在外走南闯北,相比之下,日子算是滋润的,许是近亲结婚吧,生下个女儿脑子不够数,我们叫她楞成女儿。小时候表大爷向爸爸提过,说愿意把楞成女儿许给我做媳妇,还要赔嫁两只上好木料的大洋柜,幸好我没答应,前些年听说她去世已多年了。

    我的堂姐比我大几岁,是我们这一辈排行最大的。她是我小时候想象中“仙女”的化身,形象有些像黄胄为《红旗谱》所画插图中的“春兰”,身材修长,脸色白净,从不大声说话且心灵手巧,过年时她家的窗花、年画总是她自己剪,亲手画。可惜红颜薄命,十八岁就去世了。

    我们把她抬到村口的土窖里放了两天,然后就被人吹吹打打地“娶”走了,说是给邻村一个早逝的后生做了“鬼妻”。后来我才知道,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那脸色、那形象都与病情有关。现在想来,堂姐花样年华便去逝,与当地缺医少药有着直接的关系。

    要说村里干脆没人能看病,那倒也不是。二黑板家男人死得早,她便做起了顶神断病的营生。村里人有个病病灾灾的大都找她看看。她解决的方法总是烧起几柱香,口中念念有词,表情怪异。然后拿出几根银针,不经消毒,照着病痛处直刺进去。

    说来也怪,经她这么一折腾,还真有立马见效的。我寻思,如果一个孩子头疼脑热,让她这架式一吓,加上针扎疼痛,吓出一身汗来,于是病情减轻也未可知。谁知道呢?反正村里人世世代代有了病,就是这么个治法。

    小队部设在村子的中央位置,东、南两面是黄土打筑的围墙,西面是三孔大窑洞,靠南面的两孔是队里的牲口圈,靠北的一孔是村里的磨房,里面装着一盘古老的大石磨。

    村里人磨面全在这里,不用排号却秩序井然。北面一排土坯房,正中间是村里的学校,白天当教室,晚上就是村里人议事聚会的地方。不过村里人至今还沿用旧时“学坊”的叫法。

    说是教室,其实是进门就上炕,炕上搭了两条长木板,算是课桌。学校几个年级总共不过十来个学生。教书先生是从几十里外的赵庄请来的,先生姓张名家仪,许是早年出麻疹没护理好,脸上不太平整,且高度近视,眼镜一圈一圈的,就像啤酒瓶的底子。

    上课的方式也只能是一个年级讲课时,其余的孩子都写毛笔字。这倒也受家长赞许,因为他们认为,上学就是学写字。学生用的仿影都是先生亲自写的,不过写的是什么字,孩子们未必都能认得出来。如果说书法有奶子功,恐怕我后来的书法基础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我有个堂弟有严重的口吃毛病,孩子们常拿他取乐,让他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每当他读到国字时,就会重复许多个国字,加上当地口音国是发“呱”的音,像是母鸡下蛋的声音,常引得哄堂大笑。

    孩子们读书时盘腿而坐,拉长调子,前俯后仰,古韵犹存。课间休息时高年级的孩子要帮先生烧火做饭,常常把教室搞得乌烟瘴气。

    先生会拉二胡,这时就坐在门口拉上一曲。现在想来,他的演奏技巧实在不敢恭维,并且只会那么一首曲子《李双双》。可那时我觉得美妙极了,孩子们边在旁边的磨房里帮着大人们推磨,边齐声合唱先生的曲子:“李双双,李双双,她是咱妇女的好榜样……”

    歌声嘹亮,步伐整齐,让磨面的大人高兴得合不拢嘴,这时,小些的孩子都悄悄钻进驴圈里,去偷吃料豆。

    爷爷是个很会享福的人,换句话说有点好吃懒做。整天就是坐在炕上闭目养神,要问他想什么,他会用当时全国唱得最响的“东方红”中的一句词,稍加改动地说:“我为你们谋幸福!”真敢往上整词儿!

    我们成天粗茶淡饭,而烧酒壶壶肉铫铫,却是人家的专利。五十来岁就留起了花白的山羊胡子,并时常向我们夸耀,他的胡子扎到一碗水里能直到碗底。然后不无得意地说,一般人的胡子会浮在水面上下不去。

    村里人背地里叫他“谋幸福”。如果他要进城,必要花上三毛钱到队里租用一头毛驴骑着去(在那时这简直是一种奢侈)。想必年轻时家境不错,养成这样的积习也未可知。不过,他虚荣的同时,也会爱惜驴,只是当着别人骑,走到没人处他会主动下来,让驴休息一会儿。到了城里认识的人都叫他“乔老财”。

    前些年,姨姑姑的大儿子来找我,说是想利用当地的苦菜资源办个苦菜罐头厂,让我帮着联系买设备的事。他在外头修过铁路,算是村里有见识的能人。我问他准备投资多少,他神秘地伸出三个手指头。我下意识地反映到三百万太少了。然而当他接下来说出是三千块时,我差点没笑喷了!他见我笑而不答,给我露了实底:其实他准备了五千块,刚才是打了些埋伏,以备应急的。

    让我说什么好呢?而对他的满腔热情,我不忍心当头一瓢凉水,只好说我先打听一下吧!他太天真了,太可爱了,他根本不知道这点儿资金只不过是这里有钱人的一顿饭钱。但是毕竟我从他身上看到故乡的人已经有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想法了,从中我也似乎看到了希望。

    去年清明,我又回了一趟老家,一是上坟,二是处理祖上那几间老屋,三是想看看那些久别的亲友。物是人非!前辈大多作古,那些儿时一同上山去采贼麦花、拾地皮菜、吃地瓜瓜、挤马奶奶的小伙伴也都已儿孙绕膝、霜雪满头了。

    村里变化不大,只是时不时能听到外乡人的口音,经打听才知道,有几个后生买了贵州、四川的姑娘做媳妇。身材高、形象好的四千多块,一般的只要两千多块。看上去日子过得还不错,那就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话扯得远了,编辑本意是让我写写有关我的素描的问题。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一个人童年的经历会对其一生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画集中人像部分虽不一定是我的乡亲,但我努力捕捉其情态,加进我的理解,因而都有我乡亲的影子。

    山水部分我采用中国画传统线描的形式,用心去抚摸那生我养我的山山水水,那些在别人看来,可能算不得美的地方,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是我灵魂的归宿。

    时下,各种艺术思潮日新月异,“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其中悦目者多而赏心者少。我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层面的东西,“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是其根本,“人文关怀”是其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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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满十四岁时又回乡当了农民,后来在五台山里做了军工。我熟悉社会底层人的情感世界,我热爱他们脚下这方赖以生存的热土。看惯了那些背朝青天、面对黄土的受苦人睡梦中那发自内心的满意的微笑;也察觉到五台山寺庙中僧人面对青灯古佛打坐时脸上掠过的一丝悲凉。

    作为一个画家,充其量是一个画家而已,你无力改变这一切,但你不能不为之所动,关怀他们不需要条件与成本,只需要一颗赤诚的心。

    我努力描绘这些乡亲的喜怒哀乐、悲恐惊忧,虽然我说不清他们之个中原由;我忘情地描绘养育我的这方黄土,那山、那水、那石板房那羊肠路,以至于那干枯了的古树。它是我的根,是我希望生长的地方,那里埋葬着我的祖先,生活着我的兄弟姐妹。

    我固执地认为,只要是打动了我的东西,或许能打动别人;我还固执地认为,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圆!这恐怕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民族自信、强国之梦。

    关于表现技法的问题,我想不必多说,那是摆在画面上的东西,看就是了,“画”这东西本来也不是说的,往往越说越不清楚。拉杂写来,权当自序,不知可否?